匯率波動將顯著抬高全球經濟的風險溢價。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完全浮動匯率機制加劇了風險的暴露。亞洲金融危機就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相關。在“華盛頓共識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推動下，上世紀80-90年代正是全球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高峰時期。以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(fā)展中國家開始大力利用外資發(fā)展經濟，但與此同時并沒有建立完善的資本管制防火墻，尤其是對資本流出的管理過于寬松，特別是那些外債比例高、經常賬戶赤字較大、且外匯儲備匱乏的國家遭致猶如“銀行擠兌”一樣的“宏觀擠兌”，直至導致金融危機。

　　本質而言，美國作為全球中心國家，其貨幣、信用的擴張與收縮，將通過金融與貿易渠道向全球傳導。美元強勢周期已經確立，在此大背景下，其他非美貨幣兌美元波動性勢必由此增強，許多外圍國家不得不面對保羅·克魯格曼的“不可能三角悖論”，并可能出現全球新一輪貨幣貶值潮和資本外流等系統(tǒng)性風險。

　　“不可能三角悖論”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(qū)的貨幣政策獨立性、資本的自由流動性以及匯率穩(wěn)定性三個目標是無法同時實現的，如果要滿足其中的兩個，就必然要放棄一個。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/流出實際上就是滿足資本自由流動的目標，但直接沖擊了一個國家的匯率和貨幣市場。

　　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，當前全球每天日均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，只有2%是因貿易和國際投資引起的，其它都是投機性交易。這些投機資本對各個金融市場匯差、利差和各種價格差、有關國家經濟政策等高度敏感，并可能出現過度反應，從而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不可逆的正反饋機制。事實上此次金融市場波動、債務危機，乃至大宗商品價格與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破滅，無一例外都有跨境資本在興風作浪。

　　必須打破人民幣貶值預期

　　筆者認為，必須盡可能打破人民幣貶值預期。近兩年，短期投機資本以及人民幣套利風潮興起積累了大量的風險，決不可小覷。貨幣當局要對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匯率波動加強管理，密切關注人民幣貶值影響及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，避免資產價格的斷崖式下跌和資本大量外流，應考慮征收托賓稅，加強資本流動安全預警機制，加強資本賬戶和宏觀審慎管理，切實維護中國金融穩(wěn)定和金融安全。

　　從全球層面看，主權貨幣紛爭已經成為各國共同的糾結，而更深層次地凸顯出全球金融貨幣治理機制的重大缺失。特別在全球貨幣金融周期大分化的背景下，建立新的全球貨幣治理機制以及更加穩(wěn)定的全球匯率架構就變得愈發(fā)迫切和重要。